《阙里文献考》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李博

摘要：孔继汾（1725—1786），清代中期曲阜孔氏家族中最著名的经史学家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史学与礼学，其著述有16种之多，代表作为《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等。《阙里文献考》略仿马端临《文献通考》之体例，分世系、林庙、祀典、世爵职官、礼、乐、户田、学校等16个门类。《阙里文献考》系统搜集、整理、考证了清中期以前的孔府文献，是研究孔子家族史、孔庙祭祀制度、儒家学术史的重要参考。

关键词：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儒家学术史;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K24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57（2021）01-0055-09

孔继汾（1725—1786）（1），清代中期曲阜孔氏家族中著名的经史学家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史学与礼学。《阙里文献考》是孔继汾耗时十六年完成的史学巨著，该书分为十六类，内容详赡、体例谨严、考辨精审、纠谬补缺。狭义的“阙里”原指孔子居住和教学之所，后来泛指孔子故里或孔子嫡系后裔所居之地，广义的“阙里”也包括其家族产业与家族文化。《阙里文献考》对孔继汾以前的阙里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考证、辨伪、辑佚等工作，堪称阙里文献之大成。《阙里文献考》不限于孔子世家的家族史或家学史，也是研究孔府机构运作、孔庙祭祀制度、孔府与封建王朝关系、儒家学术史以及孔继汾史学思想、礼学思想、文献学思想等的重要著述。通过研究《阙里文献考》，可以考察儒学制度化的形成、孔氏家族地位的变迁、重大儒家学者的人物传记、儒学的传承与变革等。由于孔继汾作为孔子嫡系后裔的显赫身份，并且其长期担任孔府的实际主事人并掌握着孔府的最高权力，因此，孔继汾的著述的權威性在清代中期应属最高，他对很多事件的记述与评价堪称不刊之论。

一、孔继汾的生平与著述

（一）孔继汾的生平

孔继汾，字体仪，号止堂，孔子六十九代孙，山东曲阜人。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第四子，六十九代衍圣公孔继濩之弟，母为孔传铎继室徐太夫人（2）。生于雍正三年（1725）五月初二，卒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八月初六。“十有一岁而孤，太夫人教育之，以余少失怙，茕茕无知识，每遇家庭有大事，若祭祀及宾客，必使随诸长者，隅立隅坐，俾广其闻见。”[1]290孔继汾虽然十一岁丧父，但幼承家学，母亲对其要求比较严格，并且经常参加家族性的社会活动，因而对孔氏家族的历史与典章制度非常熟悉，而且其父孔传铎精通礼学，尤好“三礼”，有《三礼合纂》《礼记摛藻》《阙里盛典》等十多种礼学著述。这也为其后编纂《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等著作提供了基础。而《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是孔继汾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

乾隆三年（1738），年仅十四岁的孔继汾随衍圣公孔广棨入京陪祀辟雍。礼成，召见乾清宫，依恩例准入贡，入国子监肄业。乾隆九年（1744），衍圣公孔昭焕遵照甲子大修孔氏家谱的规定，纂修《孔子世家谱》，年仅二十岁的孔继汾参与修谱工作。乾隆十二年（1747）秋，中山东乡试。乾隆十三年（1748），清高宗亲至阙里祭祀孔子，由于孔继汾对阙里礼仪非常熟悉，孔继汾充当导引官。祭祀毕，于诗礼堂进讲《中庸》“凡天下国家有九经”一节，深得清高宗赞赏，暂时擢为内阁中书。清高宗对其寄予厚望，希望其考中进士后再大用。但是此后孔继汾三次会试均未考中进士，“傅公奏云：惟中书始仍可会试。上然之，故以中书用，至是三黜南宫，终厕员农部，固其中有数，实继汾不肖，是以不能仰副圣恩意也。”[1]291通过孔继汾的自述可以看出，他对自己三次应考进士失利深感遗憾。

孔继汾的早年仕途较为顺利，乾隆十五年（1750）夏，办理军机处行走，每巡幸辄扈从。十七年（1752），军机大臣举勤职，授户部额外主事，十八年（1753）夏，补广西清吏司主事。十九年（1754），清廷筹备对西北准噶尔用兵，刑部尚书刘统勋保举孔继汾随军担任文书工作。二十年（1755），清廷出兵西北，俘获达瓦齐，平定准噶尔。孔继汾因办事勤恳，受到乾隆皇帝褒奖。乾隆皇帝以为武功耆定，准备效仿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故事，祭告孔庙，告武功于阙里。孔继汾得知大典将举，速返回曲阜，协助衍圣公孔昭焕修葺林庙，筹备迎接圣驾。

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后，孔继汾仕途坎坷，先后三次与有司发生冲突，被乾隆皇帝斥责，最后身系文字狱，被发配至伊犁充军，在其弟孔继涑、其子孔广森多方营救下，虽然获得赦免，不久即郁郁病终。这固然有其个人原因，但也与当时的时局有很大关系。其母徐太夫人常以“性戆多忤物，居官非所宜”[2]3诫之，仕途不顺，灰心疏惭之际，孔继汾也有顺承母志，潜心著述的想法。乾隆时期时局复杂，虽然为康乾盛世之际，但是也是皇权强化、礼仪秩序重建、中央与地方矛盾和官绅矛盾不断激化的时期。孔继汾所代表的孔府势力渐衰，与地方有司以及皇权都有很大冲突[3]。“袒庇户人案”“《孔氏家仪》案”“违例葬母案”，此三案（3）正是孔府与清朝中央矛盾的表现。此三案都和孔继汾有直接关系，最终的结果都是以孔继汾及孔府的失败被重罚而告终。三案不但对孔继汾本人造成沉重打击，对孔府势力也造成沉重打击，其特权和独立性受到严重削弱，孔氏家族学术受到削弱而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大学者，直至清朝灭亡，孔府再难恢复往日盛况[4]。兹简述三案如表1。

（二）孔继汾的主要学术著述

孔继汾虽然仕途坎坷、命运凄惨，但是他才华横溢，著述颇丰，其学术成就较高（4）。主要集中在史学、礼学、谱学、考据学、文学等几个方面，其中尤以史学、礼学成就最高。“纂辑《阙里文献考》，记述恩赍，表扬幽潜，足裨家乘。手校经史，刊板为家塾读本，字画皆本《说文》，识者珍之。修《家仪》一书，冠婚丧祭，罔不具备，迄今子孙法守之。”[6]262从孔宪彝的评价可以看出，孔继汾的著述在当时比较流行，价值非常高，在曲阜孔氏家族中权威性较高。而孔继汾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比较谦虚，“余素不善书，又不爱作诗，惟性耽著述，每考订经义辄有所论，他日子孙贡谀意者其在斯乎？然谬悠之论，原未敢属为文辞，问当世凡所撰次，惟《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匡仪纠谬集》为有成书，其他如四书补音、三礼名物、历代编年、刑考、地志之类，不过闲居无事，翻书之下抄撮备遗忘而已，并浅陋无足存者，故旋作旋削，若遂据以饰语欺后人，尤甚无谓。以戒儿辈，他日毋为我作行述，乞人作志。”[1]292其中尤其以《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两书的价值最高，孔继汾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史学与礼学。兹将孔继汾主要著述简述如表2。

二、《阙里文献考》的成书时间、编纂原因与版本情况

（一）成书时间

《阙里文献考》一百卷，《续修四库全书》将其归入到史部传记类。孔继汾编纂《阙里文献考》始于乾隆十年（1745），完成于乾隆二十六年秋（1761），前后历时十六年之久。次年，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五月十六日，衍圣公孔昭焕恭承乾隆皇帝御览。乾隆十年（1745），孔继汾参与编修《孔子世家谱》成书后，其侄孔广柞请他续修志书，以光祖德。时年仅二十岁的孔继汾非常自谦。“甲子春，今宗子大修谱牒，汾与编次之役。故事，修谱毕，即增辑志书，谱成，侄广柞因以请，汾曰：‘志与史相表里，非下识所可及。若网罗放佚，以备修志者之采择，则固宿愿也。于是出箧中所藏，始事排纂。”[2]724次年（1746），孔继汾入京为官，编纂之事暂时中辍。乾隆二十一年（1756），孔继汾因“袒庇户人案”落职居家，才一意著述此书。“丙子春，适宗子以公事与有司龃龉，陈奏适当，当事者劾汾实左右之，吏议落职。负罪婴衅，理无可宽，悔恨彷徨，永甘废锢，乃蒙天恩湔洗，旋予赐还，感激悚惭，无阶答谢，因念变化气质，惟在读书，谢客杜门，以赎罪过。偶检废簏，见未成旧稿，颇自惜其散漫，乃更翦芜秽，刊谬误，益以尔年恭遇盛典，勒为一书，名曰《阙里文献考》，于辛巳之秋（1761），方克就绪。盖汾自少时即有志于此，中间再经作辍，阅十有六年，而今始成。于此见汾之蹉跎懒废为何也！”[2]725由于孔府文献数量巨大，前期搜集整理文献以及编写长编消耗了十一年的时间，孔继汾写作《阙里文献考》的具体时间集中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之间。

（二）编纂原因

1. 收集、整理、保存、流传阙里文献的需要

“《阙里文献考》何为而作也，惧阙里文献之鲜征而作也。”[2]724阙里（6）即孔子故里，相传是孔子授徒之所，因城中有两石阙而得名，在今山东省曲阜市。由于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逐渐形成了大量以孔氏家乘为中心的阙里文献。包括记载阙里山川地理、圣庙圣林、历代褒奖、祭祀典礼、祭田、书院、户田、学校、孔氏后裔、从祀贤儒等。由于孔子的崇高地位，阙里文献不单是孔氏家乘，而是关系到历朝历代政治变迁、重大史事，可以与正史、方志等官方记载相互印证。

汉代已有《孔子家语》《孔丛子》《连丛子》等记载孔子及其弟子后裔趣闻轶事的典籍，可以看成阙里文献的滥觞。虽然不能与儒家正统的十三经的权威性相比，但也是研究孔子及其后世儒学者的重要文献。宋代以后，阙里文献开始大盛。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撰《家谱》，开启了孔氏修谱的先河。孔子四十七代孙孔传撰《东家杂记》，分类记载孔子的轶事。金朝，孔子五十一代孙衍圣公孔元措将二书合而为一，又博考前史旧闻，参考胪列，撰成《孔氏祖庭广记》。明朝以后，阙里文献又出现了《孔子实录》《素王事纪》《世家谱》《孔庭纂要》《圣门志》《孔门佥载》等书，然而这些书“或缺佚不传，或家有藏本而未经锓刻，学士大夫罕有见者”[2]724。笔者认为这是士人不够重视孔氏家学造成的，科举取士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相形之下，孔氏家学不能达到儒家四书五经的神圣地位。因此才造成阙里文献流传不广，传阅不便。

2. 陈镐《阙里志》、孔尚任《阙里新志》纰缪繁漏、杂芜附会之处较多

明朝弘治以后，最有影响力的阙里文献考当属《阙里志》《阙里新志》，然而这两本书皆有不足。“明弘治间，会稽陈镐始裒集旧闻，著为《阙里志》一书，纲举目张，事迹粗备，顾考据失精，去取无当，其后载经增辑，止赘述恩荫，更杂以簿书之纹章，而于前人纰缪繁漏之失，举未有所匡正，君子病焉。”[2]724受乾嘉考据学影响，孔继汾与其子孔广林、孔广森皆是考据学的名家里手（4），因此孔繼汾对陈镐《阙里志》考据失精、成书粗糙是非常不满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孔尚任又撰《阙里新志》。“康熙丁丑，族祖聘之尝别纂新志，一变旧志体例，颇有所增益，而杂芜附会，失更过之，故其书久而不行。”[2]724孔继汾对其族祖孔尚任的《阙里新志》的缺失与不足也直言不讳，在“有为尊者讳”的时代里，正看出其性格亢直。在《阙里文献考》卷末，孔继汾具体详细地对两书错误之处进行辨讹，这正是其考据学价值的体现。“以上各条，皆事之不容不辨者，故特为论列……字句错谬，割裂重复之处，不可枚举，缘无大关系，故置而不辨，恐后人罪我吹毛求疵也。”[2]744可见孔继汾对二书考据辨讹之深。

3. 其母徐太夫人的勉励以及对清朝统治者崇儒重道的报效

孔继汾幼年丧父，其母对其要求严格并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继承家学。他在叙考中说道：“汾年十一而孤，太夫人督之严。为童子时，即命随诸长者后，出见宾客，习礼法。暇更去家门故事及朝廷所以褒崇先圣、泽苗裔于无穷者，一一亲教之，且曰：数典而忘其祖，小子之羞也。汾受而识之不敢忘。”其母徐太夫人的教育与激励对其编纂阙里文献有很大影响，使他产生了一种保存家族史乘、记述祖宗盛德、传承家学的文化自觉。

从孔继汾所处的政治环境来看。清朝经历了康雍乾三代的经营，统治根基日渐稳固。清帝为了确定政权的合法性，屡次来阙里祭孔[7]。此举极大笼络了士大夫群体，消弥满汉畛域与华夷之辩。同时通过祭孔将“治统”与“道统”集于一身。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同时不断提升孔子、孔府、孔子后裔的地位与待遇。作为孔氏嫡系后人以及孔府主事，自然对清廷的种种优渥给予报效。在《叙考》中，孔继汾说道“国家崇奖师儒，典例殷盛，凡所以宏教泽而阐道揆者，莫不展义尽诚，度越千古。乃近世以来，鲜有爱素之士集其事而笔之书者。一二宗老，或能言其大概，而齿发颓落，半就遗忘。更数十年后，行益微忽。后有作者，其孰从而求之？”[2]724《阙里文献考》也记述了其时代尊孔祭孔的盛况，以表彰清廷崇儒重道之至意。“述祖德、用昭示于永永，虽万死不足塞责。故所遇残编脱简金石断烂之文，莫不掇拾摩娑，手自著录，复辑之故老遗家，以证辨所闻，而益恢扩其所未见。杂而有所得，纪而藏之。”[2]724可见编纂《阙里文献考》也有保存信史的目的。

（三）版本情况

《阙里文献考》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成书，次年便付梓恭呈御览。因此最早的版本是乾隆二十七年孔氏家刻本。主要版本情况如表3。

三、《阙里文献考》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阙里文献考》是《阙里志》《阙里新志》以后的又一大阙里文献集成。该书尽管是曲阜孔氏家乘文献，但其意义与价值已超出孔氏一家。该书体例略仿马端临《文献通考》，凡一百卷，卷末一卷，分十六门，对孔氏世系、家族人物、林庙古迹、祀典变迁、礼乐制度、后世贤儒、孔门后裔等都有丰富记述，具有极高的文献学价值。该书一经问世，即不断获得极高的赞誉。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在其序中“类别门分，薙繁辨误，言不越六十万言，而二千三百余年之事灿然大备。不曰志而曰考，要之，志不外文献，即马氏之体裁，不龙门之阙佚，於以成一家言，追踪二丛，实有赖焉。”[2]孔宪彝也赞其曰“记述恩赍，表扬幽潜，足裨家乘。”[6]263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誉为“继往开来，功冠千古。”[8]一时学者据为信史，屡加征引，史志、邑乘及各家书目多有著录，影响极大。当代研究者陈冬冬也认为“该书篇幅巨大，是迄今为止阙里地方文献最为详尽的”（4）。时人与后人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阙里文献考》在孔氏家族史、儒家学术史、孔府制度史、孔继汾的经史思想及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具有极高的价值。

（一）编纂特色

1.继承创新，完善阙里文献分类体例

孔继汾学术以考据见长，相较于以往孔氏家乘以及阙里文献，《阙里文献考》在体例上进行创新，略仿马端临《文献通考》之体裁，马端临《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之后的典章制度（政治制度）通史，其史学价值超越了《通典》《通志》，“通”有会通历代的意思。《阙里文献考》有搜集会通阙里文献、考证阙里制度历史沿革之意，但是书名不以“通”字命名，孔继汾似有谦虚之意。在篇幅上，《阙里文献考》仅为《文献通考》的五分之一，《文献通考》主要考证封建社会的制度变革，《阙里文献考》主要考证孔氏家族的制度沿革，二书的中心线索不同。南宋孔传《东家杂记》将阙里文献分为十七类，分为：姓谱、先圣诞辰讳日、母颜氏、取亓官氏、追封谥号、历代崇祀、嗣袭封爵沿改、改衍圣公告、乡官、先圣庙、杏坛、后殿、唐柏、庙中古碑、庙外古迹、齐国公墓、林中古碑。分类较散、分类标准不明确。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阙里文献考分为：先圣、崇奉诏文、崇奉杂事、林庙亲祀、学庙亲祀、祖孙、世系别录、泽及子孙、姓谱、先圣诞辰讳日、庙外古迹、庙宅、庙中古碑、族孙碑铭等，分类更多更全，但全书仅有五万多字，部分类别缺略或寥寥数言，体例也不够完善，《阙里文献考》的篇幅是《孔氏祖庭广记》近二十倍。陈镐《阙里志》的体例分类较简，且主要集中在典章制度，略于人物传记。孔尚任《阙里新志》分为二十类，各大类下的小类更多，分类较为杂芜，有许多重复之处。

《阙里文献考》参考了之前各家分类，在体例方面大胆创新，分为世系、林庙、祀典、世爵职官、礼、乐、户田、学校、城邑山川、宗谱、孔氏著述、艺文、圣门弟子、从祀贤儒、子孙著闻者、叙考十六类，大类之下具体分为若干小类，条理清晰、分类全面、主次分明、详略得当。在体例上更加严谨，兹举数例如下：关于孔子年谱，《阙里志》《阙里新志》《世家谱》等都有孔子年谱，但是皆夹杂孔子弟子或同时代鲁王事迹及其他人物事迹，虽然较简。《阙里文献考》在孔子年谱中，只录孔子事迹，其他人物事迹皆摒除不录，笔者认为这样取舍是合理的。在《孔氏祖庭广记》《阙里志》等著述中均保留大量图像，如孔子行教图、孔子乘辂图、圣庙图、孔林图、阙里山川图、孔庙祭祀图等大量图像，《阙里文献考》舍弃这些图像不录，孔继汾以文字解释取而代之，对于这方面记载较为丰富，以文字取代图像志也是孔继汾的一大创新，至于这种改变优劣，笔者不敢遽下定论。关于孔子嫡系后代的事迹，之前的家史记载较简，孔继汾进行变通，学术成就高者，详细记述其事迹，事迹成就较少者简述。从祀贤儒考，为孔继汾首创，记录了许多人物传记。有些人物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家，也没有儒学专著或专论，但由于其政治地位或影响力过大，也被吸收入儒家行列，如诸葛亮、真德秀、魏了翁等人，每个历史人物都有相应的评价。要而言之，全书分类与内容如表4。

2.引证宏富，考辨精审

对于重大事件與人物，除征引正史资料外，还广泛引用政书、方志、类书、家乘、实物史料等。孔继汾大胆立论，敢于发前人所未发、评前人所未评，对于许多通说大胆质疑与订正，可见孔继汾考据学功夫之深。兹举数例如下：《世系考》除考证孔子身世之谜，还以年谱形式记述孔子一生事迹。对于《孔氏祖庭广记》《拾遗纪》《梦珍集》等关于孔子出生时的怪异之说，则摒弃不录。“怪异之说，言不雅驯，儒者所弗道……言出神人，则愈出而愈怪，荒诞不经，其为后人附会无疑矣。”[2]2对这种以神迹附会孔子的说法进行批判，具有理性主义精神。对《史记·孔子世家》等史书的记载进行考证，“对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之说提出质疑，并考证此说来源。认为这种说法是由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距离孔子较远，而后战国、秦汉之间，群说并起，司马迁未能进行精确考证，“遂不免舛错诬谬之处”，司马迁以母讳附会《礼记·檀弓》，而《史记索隐》又附会《史记》，最后辗转流传，后世才有此说。关于孔子的年龄问题，孔氏家族史乘一直持七十三岁之通说，孔继汾敢于打破通说，独持七十四岁之说。“至先圣之生，《公羊传》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谷梁传》则云‘冬十月;《史记》又云‘二十二年。窃谓征史不如征传，而襄公二十一年实无庚子，故断以谷梁为是，得年七十四岁云。”[2]14孔继汾认为《谷梁传》最可信，而《史记》所载不可信。其实关于孔子生年的考证问题，涉及到历法中夏历与周历的换算问题，因此直到现在也是聚讼不已的问题。钱穆在《孔子生年考》[9]中做了统计，持二十一年说者有杜预等十六人，持二十二年说者有贾逵等十一人，钱穆主张放弃这种意义不大的细节问题的争论。钱穆在其后的《孔子传》[10]中主张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并以国民政府所规定的阳历九月二十八日为依据。“孔末乱孔”是孔氏家族史上一桩公案，其真实性一直受到学界的质疑，随着考古发现与孔仁玉墓志铭的出土，学界逐渐否定“孔末乱孔”。“孔末乱孔”据传发生在五代时期，而金朝末年元朝初的衍圣公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中并未提及此事。元代以后，“孔末乱孔”几成通说，因为关涉到孔府的政治地位与形象，孔继汾顾虑过多不敢轻易否定此说，对此事未能详考，而是沿袭旧说。《祀典考》详细记述并考证了历朝祀孔事迹，不仅参引正史，还征引大量其他史料，如《贞观政要》《唐会要》《文献通考》《通典》《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宋大诏令集》《元典章》《明史稿》《国子监录》《春明梦余录》等政书，以及《东家杂记》《孔氏祖庭广记》《阙里志》《阙里新志》等孔氏家乘文献。《艺文考》则参引大量曲阜碑刻史料等。而卷末专附一卷考证《阙里志》《阙里新志》讹误之处，考证出大量正史以及历代成说的错谬之处。

3.评骘人物，弘扬儒学

阙里孔氏家族地位显赫、绵延不衰，历代恩赏优渥有加，后代显达之人众多，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力，被称为“天下第一家”。《阙里文献考》史实详细、史论丰富，史论中具有弘扬儒学、表彰忠义、砥砺士人的目的，这符合儒家伦理的宗旨。孔宪彝曾称赞“记述恩赍，表扬幽潜，足裨家乘。”[6]263这也是所有阙里文献的共同特点。就其所载一千多位人物皆为儒学史上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如朱熹、王阳明等人，孔继汾对清代士人普遍的 “崇朱贬王”的态度提出质疑与批判，对二人的学术成就的评价更理性。“孔末乱孔”事件是儒学史上饱受争议的事件，《东家杂记》《孔氏祖庭广记》以及出土的孔仁玉墓志铭等均未提及此事，孔继汾不可能对此不产生怀疑并加以考证，但此事关系孔府的政治地位与政治影响力，孔继汾未敢轻易否定。但在《世系考·四十三代》《艺文考·明张敏孔氏报本酬恩纪》对此事沿袭旧说而未进行考证。反映了其孔氏作为儒学代理人“以身作则”的意识，以及对儒学伦理道德的弘扬。在《从祀贤儒考》《子孙著闻考》也分类表彰孝悌之士、死节之士、文学之士、清流之士、避世之士等。不仅记述了这些人物的事迹，还具有劝勉士人恪守儒家伦理道德的良苦用心。孔继汾作为孔子的嫡系后裔，勉励士人不只将儒学作为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更应该践行儒家的道德理想。董仲舒是儒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也是饱受争议的一位人物，孔继汾为其单独列传，是为数不多的单独立传的人物。“仲舒学术醇正，惜其生于绝学之后，终未窥大道之全，或流于灾异之术。然以其质美、守之固，使得从游圣人之门，渊源所渐，当无愧于游、夏，谅哉！”[2]433可见孔继汾并不认同董仲舒学说中的阴阳灾异之说，但还是肯定董仲舒的光大儒学之功，董仲舒的地位就像子游与子夏一样，起到传播与实践儒学的作用。韩愈的儒学成就并不太高，孔继汾也为其单独列传。“至唐承魏晋五代之后，经术道息，学者不睹先王之大全，而二氏之教复从而蛊惑其际，天天靡靡，日益衰坏。文公觝排攘斥，力辟异端，使后世犹知尊圣教而谈仁义，皆一人之力。前史称其远过况、雄，功其孟子，可谓不虚溢美者矣。”[2]455孔继汾对韩愈评价非常高，认为他可以和孟子媲美，主要是赞扬韩愈崇儒而黜佛道二教的影响。此类人物与事件还有很多，兹不赘述。

（二）史学价值

1.研究孔氏家族史的重要史料

《世系考》十卷，详细记述了孔子先世、孔子年谱、历代衍圣公的生平事迹。梳理了宗子世系，辨析史传，订正了许多舛谬之处。如孔子后裔的事迹记载较为详细，为前史与家乘所不能及。如孔伋即子思的事迹，如子思重新解释富贵的涵义、子思直拒鲁穆公之请、子思教育孟子“义利之辨”的事迹等。如《宗子世纪》载“十代忠，为博士、褒成侯，考褒成之封始于十三代霸，前此未有也，今于十代先书此爵，殊属失考”[2]734。又如“明天启八年，洙泗书院倾圮殆甚，世尹孔闻简捐俸修复。考天启无八年，盖七年事也”[2]735。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也是研究衍圣公制度的重要参考。《孔氏著述考》参照《隋书·经籍志》的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方法，梳理了孔氏家族的著作与学术源流，及其在各个时代的影响。总结出孔氏家族共著有经部四十四部、史部六十一部，子部三十八部，集部八十八部，共计二百三十一部，散佚四十七部，存一百八十四部，共一千七百七十四卷。《子孙著闻者考》共二十七卷，跳出了孔子嫡子孙的窠臼，收录了二百多位孔氏旁裔后代的事迹，可以补充大量正史记载之缺漏。《户田考》关于户田位置、分类、数量、佃户人口、佃户田租等记载，也为后世学者所参引，如陶澍《文庙通考序》、王懿荣《重疏前请整理孔子祀田并清查地产疏》对祀田记载多有征引。《户田考》为研究孔氏家族经济史、古代土地制度发展的重要史料。《学校考》简要记述了孔子后裔家学的设立、机构设置、学员归属、社会影响。孔氏家学设置于魏文帝黄初二年，其后或存或废，至明清时期才开始大盛，为孔府提供大量员役，同时每年也为朝廷输送十五至二十名生员。

2.研究孔庙祭祀制度的重要参考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祭孔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作为一种国家祀典，祭孔象征着“治统”与“道统”的紧密联系。《阙里文献考》详细记述了孔庙祭祀的起源、沿革、仪式、礼乐、孔子及其配祀贤者、封谥、服制变化等。历代帝王亲祭阙里、遣官致祭、诣学盛典、府庙官员设置等众多内容，堪称西汉初至清中期的孔庙祭祀史。对孔庙礼乐制度进行了大量考证，《孔氏家仪》等偏重于考证孔氏家礼的研究，而《阙里文献考》则偏重于对官方礼仪制度的研究。如对“释奠礼”的考证比较深刻，区别了古礼、唐开元礼、宋开宝礼、明阙里仪注等区别，最后得出唐开元礼最符合古礼原貌的结论。此外，还有大量碑刻、颂赞、祭文、辞赋等文献，记载可谓巨细靡遗，是研究孔庙祭祀制度的重要参考。《诣学之典》记述了从晋成帝至清高宗共三十多位皇帝亲诣太学行释奠礼的事迹，表明皇帝对儒家教育的重视。《幸鲁之典》记述汉高帝至清高宗亲诣阙里祭祀孔子的事迹，表达皇帝对崇儒重道的重视。《遣告之典》记载历代皇帝遣官至阙里祭祀孔子事迹，以及对孔子后裔、孟子后裔、颜子后裔、曾子后裔的优渥政策等。

3.研究儒家学术史、孔继汾文献学思想的重要参考

《阙里文献考》还收入了大量儒家重要人物的传记，从春秋蘧瑗到清初陆陇其，几乎涉及到儒学史上所有重要人物，这些人物或为儒家著名学者、或为陪祀孔庙之人、或为政治人物。脉络清晰、道统昭明，相当于一部儒家学术史。对人物进行分类，对于重要人物如董仲舒、郑玄、诸葛亮、范宁、王通、韩愈、范仲淹等人单独列传。孔继汾本人及其子孔广森、孔广林皆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之一，《阙里文献考》中史论众多，可以从中考察孔继汾的治史理论与治史宗旨、考据方法、考据理念及学术影响。研究《阙里文献考》也对当前社会的文庙保护与开发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阙里文献考》是孔子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目前国学研究逐渐复兴，但社会民众对孔府、孔庙、孔林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曲阜孔庙堪称全国孔庙的“祖庭”，因此，研究《阙里文献考》也对当前的传统文化传播与弘扬大有裨益。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人们对孔子的祭祀活动时有举行，“祀其道非祀其人”，《阙里文献考》宏观再现了历代尊孔崇儒的体制安排，可以为当代的祀孔活动提供丰富的经验參考，也是民众学习和了解孔府文化的重要参考。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对于中华文化复兴是至关重要的。

四、结语

孔继汾系统搜集、整理、考证了清中期以前的孔府文献，耗时十六年完成《阙里文献考》一书，堪称孔府文献之大成，它分门别类、内容丰富、条例清晰，可以使人们对孔府文献产生系统的认识。但也存在一些错漏之处，这是由孔继汾作为孔子嫡系后裔的特殊身份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的，许多是很难避免的。如对“孔末乱孔”缺乏深入考证，是“有为尊者讳”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对一些孔氏学人的著述只注明卷数及亡佚者，对其遗著未能辑佚。也有一些事件与人物考证错误或以讹传讹，是由于孔继汾未加深入考证。但这些只是白璧微瑕，对该书的影响很小。该书分为十六类，内容详赡、体例谨严、考辨精审、纠谬补缺，补充了大量正史与方志以外的史料，是研究孔氏家族史、孔庙祭祀制度、儒家学术史以及孔继汾文献学思想等的重要著述。通过研究《阙里文献考》，可以考察儒学在古代社会的流变、政治制度的发展、孔氏家族的变迁、清代学术的发展。《阙里文献考》虽然学术价值极高，但并不是孔府唯一的家乘文献，随着孔府档案、孔子世家谱等其他珍贵文献的开放问世，人们对儒学及孔氏家族的认识也会更加丰富清晰。

注释：

（1） 关于孔继汾的出生之年，以往研究主要有两种说法：1725年与1721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影印本、光绪十七年（1891）湘阴李氏重刻本、王飞鹏的《清儒孔继汾与其代表作〈阙里文献考〉略论》、乔晓军编著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百度百科孔继汾词条等均持1721年之误说。持此说的原因是弄错了孔继汾之父孔传铎病逝的时间，他们以为孔传铎病逝时间为1732年，查阅孔府档案96卷可知其病逝时间当为1735年，然后通过十一岁丧父来推断其出生年月，根据其自撰《孔继汾自撰墓志铭》可知1725年之说为正确说法。杨朝明《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1辑）》（齐鲁书社2015年）题名为《乾隆三十六年孔继汾墓志铭》;李恒法、解华英《济宁历代墓志铭》（齐鲁书社2011年，第290页）;《孔府档案》第96卷《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病故恤典》，都记载孔传铎卒年为雍正十三年（1735）。

（2） 徐太夫人，名昭，浙江德清人，吏部侍郎衔翰林院侍读徐倬之孙女，工部尚书徐元正第三女。

（3） 关于此三案学界主要有如下研究成果：黄立振《关于〈孔氏家仪〉的禁毁与治罪作者的经过》、管蕾《大题小做：正统观念下的〈孔氏家仪〉案》、陈冬冬《乾隆年间〈孔氏家仪〉案文字狱》、余梁《孔氏家仪案始末》、孔勇《乾隆朝〈孔氏家仪〉禁毁案新探——基于礼制冲突与官绅矛盾双重视角的研究》。

（4） 陈冬冬.清代曲阜孔氏家族学术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该文认为孔继汾是清代曲阜孔氏家族中学术成就最高的四位学者之一，其他三位为孔继涵、孔广林、孔广森，孔继涵为其族弟，而孔广林、孔广森皆为其子，孔继汾的学术成就仅次于其子孔广森。孔祥林，管雷，房伟.孔府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3。该文认为孔继汾后嗣众多，著述颇多，尤以经术著称，要而言之，孔继汾的主要学术成就集中在礼学、史学、谱学、考据学等四个方面。

（5） 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收录了孔继汾《孔氏家仪》《家仪答问》等著述。

（6） 关于阙里名称的历史演变参见黄立振《阙里考略》，刊于《孔子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4-116页。

参考文献：

[1]  孔继汾.孔继汾自撰墓志铭[M]//李恒法，解华英.济宁历代墓志铭.济南：齐鲁书社，2011.

[2]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M].周海生，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3]  孔勇.乾隆朝《孔氏家仪》禁毁案新探——基于礼制冲突与官绅矛盾双重视角的研究[J].文史，2017（4）：253-279.

[4]  陈冬冬.乾隆年间《孔氏家仪》案文字狱[J].历史档案，2015（4）：128-131.

[5]  梁同书. 谷园孔君家传[M]//频罗庵集：卷九.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30.

[6]  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M]//徐雁平，张剑. 清代家集丛刊：第3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

[7]  孔勇.论清帝阙里祭孔与清前期统治合法性的确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9（5）：144-156.

[8]  孔德成.孔子世家谱[M]//山东文献集成第1辑：第11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09.

[9]  钱穆.孔子生年考[M]//先秦诸子系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1.

[10]  钱穆.孔子傳[M].北京：三联书店，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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